興幸得到博主回覆，我盡力繼續保持對題的討論。

國內所制訂的簡體字標準，匯源於新文化運動，而成形於文革。箇中歷史，皆可以引經據典對證，兩岸都有許多攻研此題目的專家，然而如今與論者當中，恐都只是泛泛而論。

若只就著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漢字羅馬化呼聲去看，箇中關鍵是把字體改革視為工具理性，為傳播效益而推論。博主始終堅持的「條件一致，則不論普及掃盲、書寫、延伸的生產力，俱以簡勝繁」，其中心仍是一樣的工具效益至上思維。

若以此長遠的、工具化的目的推論，我仍是那個問題。何不拋棄中文，改投更易書寫、更切合生產需要、更多既有經驗和方套協助幼兒學習語言、青年與世界學術接軌的英文？

我曾在那所掛名的香港中文大學讀過書，四年以來，九成半以上學科、課業、參考書，都是以英文為主的，中文資料佔不了半成。蓋海洋以南諸國，五百年前 均以中文為圭皋，而如今卻是羅馬化的地方語言為主，英語為副的國度了。就開闊教育專業而言，他們投入英語普及的錢，英語教育產業的生產值，就是數倍於保育 本國語言。

難道，台灣同胞真的覺得，投入時間和金錢去推動簡體字教育，會勝於投入搞英言教育？

我當然知道兩種取向沒有衝突，只是要強調，效益論是站不住腳的。

中國大陸教育之所以落後，是政治問題，當中也包括為推行簡體字而帶來的文明內耗問題。

民國初年，中國文盲人口雖多，但以比例而言，並不太落後於外國。起初，簡約漢字，推動白話文，理念是好的，效果也是好的。抗戰後，漢字簡化依舊被視 為研究工作，而未上升為國策。共和國要推行簡體字，也經歷幾個層段，最初納入定制的多是取自民間早就普及的行書草書，這是官方取納民間演變的體現，也可以 說是字體簡化當中，一個由下而上，民主的過程，得到政治認可置制。

後來呢？一浪翻急於一浪。大量習慣書寫複體字，偏佈於教育、知識承傳的文化人，被各種假名為破舊立新的運動所迫逼殘害。漢字的簡化從此變為由上而下，以權威強制改變為主調。

這種行為，這模式逆轉，再加上當時的政治氣候，把國家普及教育的體系給粉碎了，一切都得推倒重來。這才是條件不一致的主因。以共和建國初期，大陸對文化人的吸引力，豈低於民國小島？豈難於老外統治的香港？政治問題帶來的破壞，往往多於歷史殘蹟所餘的障礙。

更可笑的是，現在都進入電腦輸入的年代了，書寫科技大大改革，輸入繁體字哪比輸入簡化字要難？只有多字合一，真正降低了學習和使用門檻。在香港和台 灣，同音異字都自然而然地被通俗文化洗禮，生僻雜字越來越少應用了，通衍假借後，多字合一總會約定俗成。相比起來，大陸簡化字系統，急於合併異字，所造成 的解讀困難，以及文字笑話，恐怕是不必要地多。

我們現在討論馬英九所謂的識正書簡，到底是科學地、自然地、民主地簡化，還是基於政治利益、經歷了一個世紀都沒搞清楚的新文化悲慟妄動？我認為這是先要搞清楚的。

把簡體字的要求，加諸於政府行政，公文規範化，對於台灣一島、那個已經相當穩定、中文教育普及的政體而言，你仍敢說利多於弊？那分明是要以統一前題，才勉強說得通。

馬英九大可以呼籲「識簡書繁」，或乾脆說「不必把簡體字批作錯字」，也可以說「包容簡體書寫，繼續繁體教學」，事實上這正是他「識正書簡」的口號以外，苦口婆心附加的解說。但他的政治智慧丟到哪裏去了？旗號怎打，人們就怎吸收，政策也離不開其主軸。

「識正書簡」根本就是瞎折騰，要書簡，首先就要識簡，不識簡談不上書簡。

香港的公開考試，就是允許使用簡體字的。然而，很多自以為簡體字較好用的學生，都吃過虧，因為他們搞不清楚簡體字的標準是怎樣，結果只是寫了一堆錯別字。

我明白你發表文章，是向台灣社會，注入一套較不情緒化的看法。那是好事。現我反駁你的，恐怕就不是情緒化的論調吧？我想請你想清楚，你擺出的簡體字 優勢，到底是基於工具理性，道德意識，還是為有機的文化體系作了全面考量。或許為免混駁，容我用英文重述這個問題： this is about moral versus epistemic versu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.

馬英九作過許多解釋。他當日演講的片段網上有存，隨時可以重播。他建議印刷品多用正體，書寫則可以用簡體，這不是針對大陸，而是對「兩岸同胞」提出 的協議。倒是他的權力有限，代表性也有限，在推動大陸出版印刷方面使用甚麼字，他根本沒有把握，唯一可以用的籌碼，就是在台灣民意機構沒有共識之前，以總 統的象徵身份向大陸交代認同簡體字。

這個意見由他去說，乃至未對人民交待，就先去對岸拋波，都是沒有政治智慧的表現。

如果你問我們看法有甚麼不同，那真簡單，我把問題看成政治事件，你把問題看成普通專家意見。

至於你提到成型時間在 1956 年，是對的。只是我用詞不當，我要表達的是全面實施下達。 1956 年推出簡體字，結果，就以天安門前那對「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，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」為例，那是晚至 1964 年才改成現狀（同年發表「總表」）。

牆上的字如是，廣大人民的筆鋒和習慣，改得更慢長。但是一個文革，就把許多不小心再寫繁體字的中老年輩文人，推上刑台，死的死，重傷改過，或是嚇破膽不敢再寫繁體字的，可就是文革之影響。

要麼你多看些文革的口述史，就會看到更多細節。如中央發文件到省市不通行，就是因為地方教育仍保留使用繁體字，後來那些教寫繁體字的老師就慘了，沒 幾個不被鬥臭鬥翻。而後老毛呼籲知青上山下鄉，用意是解決就業市場不足的問題，無心插柳柳成蔭，他們在教育層面真正成就了簡體字普及。

有些學者的確認為簡繁字的矛盾，映照著中央和地方、政治首領和文場首領之間的矛盾。文革不只是為消滅繁體字而發動，借消滅繁體字而鞏固政治領袖的權威，卻是文革當中一大主調。

文革結束了，還有「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」，這個二簡方案在竹 86 年被廢，不然，我說簡化字成形於文革，恐怕也推早了。

就曾有一段時間，基於政治原故，外僑經香港寄返大陸的書信，若有寫繁體字地址的，就被打回頭。

你別以為我在拿這些東西來反駁你。以上的資料，更該說是給其他有看此博的朋友看，所有人都可以批評對證。

還有，我不是文字學專家，只是似乎比你知道的略多了一點。劃字的簡化版是划，但划字本身也是個繁體字，「划船」一詞合符繁體規格。只聞有「划算」，亦聞有「果刂」算，未聞有「劃算」。捨繁用簡這個文化遺失，你算進去就知道了。

工具理性也是理性，我把學英文拿來跟學簡體對比，正正是因為兩者學習的主要動力，都是工具理性。

若要避免文化遺失，最好的方法莫過於保持兩岸中文的多元現況，讓民間自然演變同化。台灣人要學簡體，給他們去學，但別迫他們去學，更不必要由總統說「我們願意學」。大陸人要學繁體，亦是同一道理，開出機會，別加以政治迫害或歧視，已經很好。

這些年我經過台灣，越來越容易找到簡體字出版物。國內是甚麼情況？那些多國內同胞可以給個說法，由他們來說好了。